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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新文章 回覆主題  [ 9 篇文章 ] 
 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关于生意/经济的文章 
發表人 內容

註冊時間: 週一 2月 12, 2007 11:07 am
文章: 120
來自: 北京
引用回覆
文章 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关于生意/经济的文章
以前看到一些好的文章 特别是关于经济经营方面的 会让我想到DV大人
有想过转载过来 但有时今天觉得好的文章 过几个月就觉得一般
而且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 含金量可能没有纸媒高
有些杂志的精品文章并不会流传到网上 必须买了杂志才能看见
而DV经常在机场出没 我觉得机场的书店也是常有好杂志和好书的
不过今天看到一篇有意思的 就先转过来
是人物采访 不能尽信 因为被访者肯定要美化自己 而且人和人的环境不一样 所处人生阶段也不一样
后面还有几篇对该采访文章的不同意见
DV如果有时间看到 随便看看就好 :D
文字我就不转成繁体字了,棒棒的DV应该能读懂!


最後由 小艺 於 週四 7月 13, 2017 9:51 pm 編輯,總共編輯了 4 次。

週三 7月 05, 2017 10:51 am
個人資料

註冊時間: 週一 2月 12, 2007 11:07 am
文章: 120
來自: 北京
引用回覆
文章 Re: 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文章
对话王兴:多数人对商战的理解都是错的

美团点评进入了太多的业务领域,也因此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对此,王兴说,太多思考边界和终局是错误的,所有人都要接受竞合才是新常态。

《财经》记者宋玮/文

你做得越多,你的敌人就越多。

对于这句话,美团点评可能深有体会。这家公司曾经是一家团购公司,后来它变成了一家卖电影票的公司,它还被认为是一家外卖公司、一家餐饮公司或是一家旅行公司,最近它又进入了打车市场、支付市场,它甚至开起了线下零售店。它进入的领域太多了,以至于你很难准确描述美团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不停扩张、四处出击,它的对手包括了中国最强大的互联网巨头、最明星的创业公司和一些老牌互联网上市公司,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对手在集中质疑它。

这家公司看来并不怯于战争,事实上,在每个它进入的领域都做得不错。美团点评2016年全年交易额是2400亿人民币,比2015年同期增长了50%,他们预计2017年交易额将达到3600亿。在刚刚过去的5月,公司已经从亏损到整体盈利,目前账上有200亿人民币现金。

在中国互联网中,美团是一家特殊的公司。大量公司是从垂直领域开始成长,然后不断延展,所以他们难免由行业思维出发,更多去思考终局和边界。而美团点评是用商业流转中的一个环节来作为自己的内核——这个内核从商业上看,是交易;从客户看,是服务。它的业务是横向的,所以王兴的思考和多数CEO不太一样,他更多通用的、跨界的思考。比如他对业务和竞争的看法,他认为不要期望一家独大,也不要期望结束战争,所有人都要接受竞合才是新常态,同时,他认为太多思考边界和终局是错误的,“哪有什么真正的终局?”他说。

今年5月,美团点评CEO王兴接受了《财经》杂志专访。距离上次《财经》杂志专访他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仔细对比,你会发现他和一年半之前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都发生了变化。

以下是访谈的部分摘选。

敌人与朋友

「中国过去几十年在美苏两个超级霸主中间的关系,有点像今天美团在腾讯、阿里之间。」


《财经》:最近关于美团点评的一系列报道看了吗?

王兴:有一些看了,肯定看不全。

《财经》:你觉得这些报道是中立的,还是有立场的在黑你?

王兴:有一些相对中立,有一些是非常恶意,而且非常没有底线。

《财经》:如果一个竞争对手持续黑你,并且你知道是谁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王兴:我会和对方沟通,但这常常不太解决问题。我想起05年前后看过一篇《时代周刊》或是《纽约时报》写亚马逊的文章,开篇说这个公司已经十几年了,依然像一个跌跌撞撞的飞机,最后是拉起来还是坠下去,没有人知道。但十年后,大家都知道亚马逊是多么的厉害和有远见。所以有些质疑是正常的,我反对的是那些彻头彻尾的谎言,而且近乎人身攻击的。

《财经》:有人开玩笑说,半壁互联网江山都是美团的敌人。

王兴:数量并不是问题。我们是一家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我们从来不是为了跟别人(成为敌人)。在对手这件事上,就像开车一样,你得偶尔看一下后视镜,但你不能盯着后视镜开车。

《财经》:多数优秀公司都是以客户为中心,但他们往往在一条主跑道上,或者两条。

王兴:当然不是。亚马逊一度做手机,他们还做过搜索、Prime,他们还被认为是Netflix最强的竞争对手。他们也是一个很全面的竞争。

《财经》:在你眼里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

王兴:我不太喜欢敌人这个说法,我更愿意说是——同行公司。朋友是能与我们合作的公司。

《财经》:互联网圈有谁是你的朋友吗?

王兴:腾讯。同时它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股东。

《财经》:你碰到过最尊敬的对手是谁?

王兴:你重视他的战斗力和你尊敬他、认为他有竞技精神,是两码事。所以毛泽东说,在战略上你要藐视一切对手,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对手。从战斗力来说,阿里非常强,但如果他们各方面做得更有底线一点,我会更尊敬他们。

《财经》:阿里和腾讯都是美团的股东,和腾讯相处会比跟阿里相处容易一些吗?

王兴:不能说简单或是容易。但腾讯不管是创始人的个性、整个团队的气质,还是业务战略,它是能更好和别人结盟的。

《财经》:在美团与点评的合并中,据说你和腾讯联手把阿里请出去了。

王兴:这是误解。事实上美团点评在2015年10月合并之后,我还专门去拜访了马云和逍遥子。我认为前面有滴滴快的这个成功的例子——原来两家A、T打得不共戴天,后面握手言和,都成为滴滴的股东。所以我跟阿里说美团非常希望可以同时得到腾讯和阿里的支持,但他们说:“你完全搞错了,我们认为滴滴合并快的对阿里来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我们不会让这种错误再次发生。”

《财经》:当时你怎么回答的?

王兴:我说腾讯已经答应进一步投资美团点评。阿里说,我们可以投钱给你,你要10亿美元可以,20亿美元也可以,我们都可以投,但是你不能再要腾讯的钱。可是,腾讯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股东,而且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朋友,所以我不觉得应该如此。

《财经》:听说阿里现在依然没有全部卖掉在美团的股票。

王兴:还剩一点。它去年之所以兜售我们的老股是为了干扰我们融资。如果你不看好这家公司,那干脆卖光好了,我们已经帮他们找好了买家。但他却不肯卖光,他一定要留一点,或许是为了将来能继续给我们制造点麻烦。

《财经》:与阿里巴巴糟糕的关系,会给美团带来什么影响?

王兴: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比如外卖,阿里为了给我们制造麻烦,不惜代价扶持饿了么,他们一年花了十亿美元。但归根到底最后还是看谁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否则即使你烧十亿美元,市场份额依然在下降。

《财经》:这是否也意味你在外卖领域始终无法赢得垄断性优势?

王兴:这是多数人的一个误解,不应该试图追求一家独大,和阿里的竞争会长期存在。

我和很多人沟通过「4321」,很多细分领域会经历多进4,4进3,3进2的过程。多进4就像百团大战、百车大战、百播大战,新机会出现时,一堆人冲上去,一段时间混战后可能有4家初步胜出,通常是BAT加上创业公司里的胜者,例如今日头条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但这不是个稳定结构,所以还会有4进3,3进2,比如百度外卖先出局了。除非像微信那样全国网络效应超强的业务,否则在很多领域是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总有消费者喜欢不一样的品牌,可口可乐或是百事可乐,耐克或是阿迪。企业更不希望供应商只有一家。我觉得有两家是很正常的。

《财经》:你的同事王慧文说美团想做俄罗斯,在别人无法生存的地方也能生存。

王兴:所有比方都是有局限的。我会把美团点评比作中国,阿里和腾讯都喜欢自比美国,我觉得腾讯更像美国一点,而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霸主中间的关系,有点像今天美团点评在腾讯、阿里之间。

竞争与合作

「我们不能靠烧钱烧赢打车这个市场。」


《财经》:美团点评为什么要做打车?

王兴:一方面现有网约车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另一方面这是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于位置的服务),美团的业务特征很大是和位置相关的。要么是服务提供者的位置,要么是服务需求者的位置,基于这个逻辑Uber也既做了打车又做了外卖,Uber全球有超过20%的订单是外卖。目前我们只派了一个小团队在南京这一个城市尝试。不仅打车,我们同时还在试其他很多东西。

《财经》:你曾经说美团做打车的逻辑之一是基于用户需求,用户去餐厅需要出行,需要打车。可打车路上用户可能也需要看淘宝,你为什么不做淘宝呢?

王兴:你不觉得关联会更远吗?当然新零售我们也干,我们马上要在线下开店。我们对业务的选择,和客户需求相关,也和业务能力相关。网约车和外卖的能力很像——偏线下结合、各个城市布点、用互联网提升体验、降低成本。

《财经》:是否会大规模烧钱去做打车?

王兴:你得明白一个事情做和不做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简单的说做和不做。当年烧钱是为了教育乘客、司机以及普及手机支付,现在这个事情都完成了。而且,我们不能靠烧钱烧赢,而是应该提供更好的B端、C端体验,和更好的产品结合,然后让消费者做选择。

《财经》:美团点评有多大可能在打车市场做到第一名?

王兴:这倒不是我们的目标。其实一个行业都应该有至少两家参与者既是竞争也是合作,这样对用户和商家都会更好。

《财经》:为什么不选择和滴滴合作?

王兴:我们在点评上原先是有合作的,但我们在南京试点后,滴滴主动断掉了合作。其实滴滴要开放的话,我们愿意继续合作。我觉得大家得接受一点——竞合是未来的常态,新常态。

《财经》:美团目前也在做支付,未来会和微信支付产生竞争吗?

王兴:我不认为我们会在C端直接和微信支付或支付宝竞争,那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战斗。但美团点评天生是一个交易平台,在商户那一端,因为我们合作了三四百万的商户,所以我们更多会用支付去帮助商户。

《财经》:有用户使用大众点评时,付款方式第一栏默认是银行卡支付,第二栏才是微信支付,而支付宝被折叠了。

王兴:哪种支付工具在最前面,主要取决于用户上回使用的是哪个支付工具。我们并没有把支付宝完全下掉,但支付宝的费率高得不合理。

《财经》:有人评价你是一个不善于合作的人。

王兴:看什么层面的合作。我们自己不开餐馆,不开酒店,不开电影院,我们跟三四百万商户合作。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这样深刻认同以客户为中心,关键是对客户而言什么是对的。

专注与多元化

「在科技变革的前半段,风险非常大,所以要用小团队去探索。但到了后半段,红利变小,整合成为了释放红利的方式。这时候多业务公司会比单一业务公司更有优势。」


《财经》:美团点评开新业务的逻辑是什么?

王兴:我们的使命是「We help people eat better,Live better」,中文是:让大家吃得更好,活得更好。在这个使命之下,我们认为凡是最终要发生的,我们就会选取合适的角度进入。现阶段美团点评是一个扩张的状态。

《财经》:美团的业务边界在哪里?还是完全没有边界?

王兴:太多人关注边界,而不关注核心。你可以把边界理解成万有引力,每一个物体因为质量的存在,它会产生引力,会影响其它所有物质。差别就在于——离核心越远,影响力越小,或者是它本身的质量越小,变得影响力越小。

万物其实是没有简单边界的,所以我不认为要给自己设限。只要核心是清晰的——我们到底服务什么人?给他们提供什么服务?我们就会不断尝试各种业务。

《财经》:你认为多元化和专注是什么关系?

王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科技变革的前半段,因为风险非常大,所以需要用小团队去探索。但到了后半段,红利变小,整合成为了释放红利的方式。这时候多业务的公司会比单一业务公司更有优势。

《财经》:美团点评有外卖、酒旅、打车、餐饮、电影票等各种业务,为什么同时做这么多业务,而不是把一个业务打深、打透?

王兴:举个例子,2003、2004年淘宝最重要的决定是做了一个什么都卖的大平台,而不是专注做一个女装品类或家电品类。如果美团只专注做电影票的话,是不可能赢的。

《财经》:你们有能力同时支撑这么多业务吗?

王兴:这道边界你不试是不知道的。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是否有能力支撑更多业务?唯一的检验标准是看各个业务做得好不好。目前我们每个业务的经营状况都很好,同时我们有足够的现金储备——200亿现金。

外卖领域我们是第一,约占56%的市场份额,同时我们的效率比对手高很多。到店餐饮和猫眼电影都是行业第一。酒旅业务,我们的间夜数已经超过携程,估计再用1-2年,我们会超过整个携程加艺龙再加去哪儿的间夜数。还有一块是我们目前重点发展的餐饮生态平台,但还很早期,讨论第一、第二意义不大。

《财经》:但你在试验这道边界的时候不断增加了自己的敌人。

王兴:古人说“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首先我们要扪心自问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该做的,哪怕对手如林,还是要义无反顾。

《财经》:200亿现金准备怎么花?我们还在继续融资吗?

王兴:餐饮是重中之重。我们并没有开启新一轮融资,但有一些股东在收我们的老股。

《财经》:外卖什么时候可以不再亏损?

王兴:亏损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因为还需要大量的投入,还有很多改造工作需要做。

《财经》:美团目前的几块业务,各自多长时间可以结束战役?

王兴:当我们的市场渗透率超过50%的时候,如果不犯愚蠢的错误,就很难被翻盘。我们希望每个领域都做到第一,至少确保第二。但我们并不指望完全消灭敌人,所有人在下半场都要接受竞合才是新常态。

《财经》:业界质疑,美团各个业务既看不到胜负终局,又看不到规模盈利的可能性。

王兴:我们上个月刚刚实现整体盈亏平衡。如果不开拓新业务,我们可以在一年之后规模盈利,但我不认为短期赢利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无论是讨论边界还是讨论终局都是一种思考角度,但并不是唯一的思考角度,哪里有什么真正的终局呢?终局本来是下棋的术语,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棋盘还在不断扩大。

《财经》:多业务的扩张方式是否会带来不安全感?

王兴:不断成长才能获取安全感。

《财经》:从战略维度上,美团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

王兴:一是进一步扩大我们所服务人群规模,中国有7亿网民,我们现在有2.4亿活跃买家,阿里有4.5亿活跃买家。所以我们还有两到三倍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要「上天、入地」,长远看如果美团只做很浅的连接,那是没价值的。

所以我们在各个垂直行业都在做更深层次的连接。在餐饮,我们最早提供信息,后来提供交易,再提供外卖的配送。我们现在还给餐饮老板提供ERP系统,我们会往B端走,扎得更深。我认为这不光是美团一家该做的事情,所有试图有长期价值的公司都应该做,纯粹的C端、纯粹的连接,腾讯一个人干就好了。

《财经》:在生活服务领域里是否可能诞生BAT体量的公司?

王兴:光餐饮这个事就跟淘宝一样大了。我们今天来看搜索是一个巨赚钱的事情,但在它没赚钱之前,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傻逼生意,雅虎显然是这么认为的。大家太容易设限,总看到这是目前最大的、一样大或者是小一个量级。大家没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向更大量级过渡的中间阶段而已。

《财经》:所以你认为美团会成为BAT级别的公司。

王兴: B和A、T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美团有机会成为A、T一个量级的公司因为我们创造的价值足够多,餐饮、旅游、到店综合品类每个领域都可以值几百亿美元。但需要的时间不短,至少五到十年吧。

《财经》:美团在商业上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王兴:核心价值就是我们公司的使命「We help people eat better,live better」,我们让大家吃得更好,活得更好。大家总是习惯用工具、入口、平台等概念来衡量公司的价值,这其实是语言对人的禁锢。一个公司的价值归根到底取决于你服务多少人,你给这些人创造了多大的价值。其它都是虚的。

正确定义、理解一个新东西是非常困难的。你创造了它,但要让人们接受一个原来不存在的概念,是很难的。过去所有的事都是美国先做,大家只要说我是中国的XX就完了,BAT是如此,滴滴也是如此。但美国没有一个单一对标美团的公司,美国也没有一个单一对标头条的公司。

《财经》:把多种商业模式拼凑在一起,这叫创造吗?

王兴:我们也改变它的使用方式,我们改变了大家吃饭的方式、途径,几百万餐馆的生意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本质上是新的,只是方式上是新的。

《财经》:最终想把美团做成一家怎样的公司?

王兴:一家长期有耐心、不断成长的公司。一位德国思想家曾经说过,作家可以分三类——流星、行星、恒星。书是如此,在这个时代更加如此,自媒体、公众号、公司,多数像是流星,非常绚烂,但一颗流星烧完就烧完了;行星可以长久存在,但它不会自己发光;恒星会发光,同时它和流星的发光方式不一样,流星是燃烧掉了,恒星是靠核聚变,所以恒星必须够大。

我们在努力成为恒星。美团到现在只有7年,大众点评也只有14年,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财经》:你认为对用户来说,美团有不可替代性吗?

王兴:一方面我们认为在具体层面上没有,不会有其它公司完全干我们的事情可以干得这么好。另一方面,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替代的,除了这个世界本身。

《财经》:感觉美团的业务正在往上走一个台阶,但危机四伏。

王兴:我对危机四伏的理解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遇到下一个问题的过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还远没有到可以安乐的时候。

进攻与等待

「你做得足够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不代表你能胜,只有当你的对手做了愚蠢的事情,你才能胜。」


《财经》:你怎么理解「战斗」?

王兴:我看过一本美国退役的特种兵指挥官写的书,书名叫《mission,men and me》mission是使命,men就是团队,最后才是自己。我理解的战斗就是mission 、men、me。

《财经》:有人评论美团在千团大战、以及最早进入酒旅时,都是别人在打仗在烧钱的时候美团在等待,美团是靠等待成功的。

王兴:一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投资人跟我说,多数人对战争的理解是错的,战争不是由拼搏和牺牲组成的,而是由忍耐和煎熬组成的。《孙子兵法》说过“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确实团购的事情不是我们打赢的,不是我们打倒了对手,是他们自己绊倒的。

《财经》:除了等待,在几场关键战役上,美团还做了什么?

王兴:我们有积极的耐心。比如酒旅,在我们入场之前,携程只有小几万家酒店,还有几十万家还没去签,我们去了。用户从PC向手机迁移时,我们提供了更好的用户使用方式。同时我们一开始就IT化了,每一个订单的服务成本是比携程低很多的。所以,你理解以客户为中心就是理解业务的本质和关键。

《孙子兵法》还有一句话“胜可知,而不可为”,你做得足够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不代表你能胜,只有当你的对手做了愚蠢的事情,你才能胜。比如,你觉得去哪儿是怎么输掉的?是因为他们不够有耐心。

《财经》:在竞争中,最害怕的是什么?

王兴:害怕自己懈怠。

《财经》:美团有一支地推铁军,一支能在街头和饿了么打架的队伍,而你本来看上去攻击力很弱,你真的喜欢并认可这种铁军文化吗?

王兴:我们教育员工要非常节制。我们不是一个打架的公司,我们不是为了把某些人干掉,战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手段和方式,是阶段性的。

很多人说我攻击性很弱,不光我的攻击性不高,我们的高管看起来攻击性也很弱,但这并不是关键。比如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马歇尔,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他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比如在二战爆发迅速扩充美国军队,该换人的时候换人,甚至把下级提成上级。他本人的战斗力和攻击性很强吗?可能未必,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中最大赢家的最高指挥官。

民主与决策

「如果有人不认可,他可以不加入这个公司,我们不需要讨好所有人。」


《财经》:美团是如何做决策的?外卖、打车这种新业务,想了多久决定去做的?

王兴:打个比方,一位摄影师在比赛中得了金奖,有人问他得奖照片拍摄花了多长时间?也许按下快门只需要0.001秒,但是他为了找到这个机会花了10年。我们做决策也是一样。

《财经》:你的同事说,光「eat better,live better」这句话你就整整想了一年。

王兴:我总是花很长时间同时思考很多问题,我喜欢在问题当中跳来跳去。而且「使命」这个问题是如此之难,世界上只有少数公司正确制定了他们的使命。

《财经》:当时想了哪些维度?

王兴:我们干的事情、我相信的事情。我相信永恒的事情,我希望使命像北极星一样永远清晰,指引你不停努力,所以我们既要确立一个足够宏大的终极目标,即「Live better」。但同时你的使命又要足够明确而具体,和我们最靠近的事情就是「Eat better」。

《财经》:你的高层说你做决策极慢。

王兴:跟我的思考方式有关系,也跟我尽量调整自己的职责有关系。我应该做少数重大的决策,而不是快速做大量的决策。

《财经》:决策慢,有没有真正遗憾和错过的事情。

王兴:很多创业者认为他错过了很多创业机会,但其实那不是他的机会。

《财经》:你的员工说,当他们问你一个事情怎么解决,他们想要答案,但你总是给他们方法。

王兴:当我认为一个事情很重要,而且能帮助他们成长,我会倾向于给他们思考的方法而不是答案。因为我的速度再快、决策质量再高,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

《财经》:但你给员工思维三段论,他们就真的会思考了吗?

王兴:有些人会有,有些人不会。

《财经》:如果中层跨级来找你,你会怎么处理?

王兴:我会了解情况,但我不会直接去做决策。

《财经》:你的管理层抱怨说你有时候太过民主了。

王兴:公司决策不存在民主的问题,而是参与度的问题。我认为美团的管理风格不能称为「民主」,而是大家广泛参与。当然,在使命、价值观这些问题上我不认为要靠民主来决策。

《财经》:民主会让很多员工感到很茫然吗?

王兴:当然会,别说民主了,很多人甚至恐惧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责任。Liberty means responsibility,that is why most people dread it。

《财经》:你有一个被广为人知的名言——多数人为了逃避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你既然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民主呢?

王兴:我们愿意反复筛选,反复培养愿意思考的少数人。如果有人不认可,他可以不加入这个公司,我们不需要讨好所有人。

管理与信任

「公司文化就像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斯,你要推石头上去,它会掉下来,你再推上去,它会再掉下来。这是一个很苦难的过程。」


《财经》:你现在直接管多少人?

王兴:11个。

《财经》:公司员工有多少人?

王兴:3.1万,我们刚合并的时候3.5、3.6万。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缩到3.1万。

《财经》:员工规模这么大,如何管理?

王兴:3.1万其实在中国不算一个大公司。其实你管3千人,3万人、30万人,对CEO来讲你直接管的人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

《财经》:美团最近的招聘风波,一个项目leader说不招聘东北、黄泛区人士,这是否是管理上出了问题?

王兴:那个招聘需求太夸张了,那个人不是HR,他可以有他个人的观点,但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公司的立场。所有公司的管理都时刻存在问题,就像人体一样,体内总是有各种细菌、病毒、癌细胞,关键在于你是不是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财经》:辞退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如果外界不知道,是否还会辞退?

王兴:看整个事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对员工有很大的影响。他讲得很荒谬,例如说不招东北人,可是你看王慧文就是东北人。

《财经》:美团很多高管都是你的同学,有人评价这是因为你不容易相信人。

王兴:创业初期高管是同学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谷歌是两个同学创业,雅虎是两个同学创业,微软也是。我一离开学校就创业,不认识任何人,只认识同学。当然现在高管团队早就不只是同学了,有原来美团的高管,有原来点评的高管,也有从腾讯、百度和其他公司过来的优秀同行。

《财经》:如何帮助高管成长?

王兴: TOP这个词,可以把它分解成三个词——talent、opportunity、patience。这个人需要有天分、有才能,有合适的机会,同时还有长期的耐心才能成长起来。当然我认为自己确实是很幸运的。

另一方面,因为美团的业务足够复杂、足够完整、新业务足够多,管理层有机会像CEO一样,真正接近商业的本质,思考很核心的问题。

《财经》:你的中高层都是清楚理解并认可公司战略的吗?如果有不明白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王兴:想要每个员工都理解公司的使命和战略方向,需要将战略层层分解、向下传达。我们在努力往这个方向做,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财经》:过去一年,你认为自己作为管理者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王兴:我更加有意识地思考长期问题。

《财经》:目前在管理上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兴:公司文化的问题。公司文化是创始人的投射和延伸,越初期越是如此。清华希望它的学生毕业之后有「健全人格、宽厚基础、创新思维、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我非常认同,我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或快或慢,或早或晚,这个公司会像我这样。但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有断层、有变形。

《财经》:现在哪方面出现断层和变形了?

王兴:总体和内外部的沟通做得不够。公司文化就像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斯,你要推石头上去,它会掉下来,你再推上去,它会再掉下来。这是一个很苦难的过程,但就是如此。文化也是一个没有终局的事情,我觉得太多考虑终局是错误的。

思考与表达

「最糟糕的事情是一个公司设定一个目标,但它其实是达不到的,因为那个战略定位一开始就是错的。」

《财经》:最近在读什么书?

王兴:关于一战的书我还没有看完,从一战爆发一百周年我就开始看那本书,现在都还断断续续没有看完。

《财经》:一位认识你很久的朋友说觉得你越来越好斗。

王兴:还好吧。

《财经》:你打过架吗?

王兴:在小学一二年级打过,那时候男孩是通过打架来确定领导地位。我小时候非常瘦弱,但战斗力很强。成年之后就再没有打过架了。

《财经》:你小时候的理想实现了吗?

王兴:我小时候没有一个明确单一的理想。最近几年我有一个想法,我暂且把它称为地球代表计划。假设某一天我们要开一个银河系的会议,我要作为地球的唯一代表去参加这个会议。我要跟外星人怎么介绍地球呢?那时候我应该见过这个星球上最壮丽的自然景色、最繁华的都市,领略过最棒的美食、文学和音乐,尽可能的接触过人类文明的精华。当然,商业也是地球上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财经》:做过最长期的事情,除了创业还有什么?

王兴:活着是一个人所做的最长期的事情。活着,然后思考,然后创业。我很喜欢钱穆「过去未去,未来已来」这个说法。我觉得最长远的事情,一个是你做的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到现在有多长的时间。另一个是你想的事情能够影响多远。所以我们努力把美团点评打造成一个基业常青的公司。

《财经》:听说你最近造了一个词?

王兴:谬望。因为我发现最糟糕的事情是一个公司设定一个目标,但它其实是达不到的,因为那个战略定位一开始就是错的。这就是谬望。大家经常讨论希望、讨论失望、讨论绝望,但如果人们真的能看清楚环境,就不太可能发生绝望的事情。

我最近觉得我不单对我的公司有责任,对我所处的中国有责任,我对中文都有责任。我经常发现一个英文词没有一个合适的中文翻译,一开始我抱怨居然没有人翻译,后来我觉得可能我应该去翻译它。

《财经》:对公司、对中国、对世界、对中文都有责任,好庞大的责任感。

王兴:责任感历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从来思考问题都不思考问题本身,而是思考我们所处的环境。因为你看不懂你所处的环境,就看不懂自己。

比如很多人会混淆科学、技术与科技,我曾经想过我应该写一篇文章讲「技术跟科技的区别」,帮大家理清概念。

《财经》:如何获得进步?

王兴:要么是看书,要么是跟人交流,不管是公司内部,还是公司外部的人,我和非常多的人交流。

《财经》: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不爱表达的人,但为什么你在饭否上那么有表达欲?

王兴:饭否的表达形式决定它是负担最小的,我有一句话想说就说了。

《财经》:现在花时间最多的是?

王兴:一是思考顶层业务之间的关系,二是人才组织的成长。

《财经》: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最不关心什么问题?

王兴:最关心团队成长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我们面临大量机会,我们也有很好的战略位置,另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钱,我们的现金流已经转正。现在最大的瓶颈就是人,而人的成长是不能速成的。至于我不关心的问题,当然我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财经》:每天花在思考工作上的时间和花在思考其他事情上的时间比例是多少?

王兴:我不觉得这两个很可分。你的思维是停不下来的。

《财经》:你认为TMD中谁最有可能成为BAT级别的公司?

王兴:都有机会,都不容易,都不会短期发生。但首先,B和AT不是一个量级。第二,AT还会比现在大很多,他们会繁荣很长时间。

《财经》:你觉得目前中国互联网的竞争环境,尤其是舆论环境,能不能允许美团点评这样的公司存在?

王兴:我们会把它做成的,我们不需要别人允许我们怎么样。


最後由 小艺 於 週四 7月 13, 2017 10:33 pm 編輯,總共編輯了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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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全球化是企业创新力的试金石
腾讯财经2017-06-23 15:25
文/梁建章

最近随着美团公司CEO王兴的采访,又掀起了公司多元化和专业化的话题的讨论。多元化和专业化当然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历史上肯定有很成功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公司。但我们还要看一下大的趋势,未来中国会有很多成功的多元化公司吗?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会培育更多多元化的公司或者专业化的公司呢?

首先,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市场规模会变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也会更加专业化。同样的逻辑,越是市场大,人口多的国家,产业的分工就会更细。

一个小国(如日本)最大的电商公司,可能又做旅游,还做金融。但像美国这样的大市场,分工很细。电商只做电商,旅游只做旅游,外卖只做外卖。中国未来的市场规模超过美国,分工可能比美国更细。

其次,专业化有利于创新。创新需要专注和企业家精神。所以,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于某一个行业的某个初创公司。多元化公司从决策和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但是多元化公司往往有更多的财务资源可以通过模仿和投资来扩张业务板块。

举例来说,美团的点评业务是收购点评后获得的,美团的外卖业务就是模仿了“饿了么”公司。从社会效应来讲,多元化公司因为不是引领创新,所以对社会的贡献要比专业公司要小。同样也因为不是自主创新,多元化公司的资本回报比较低。

多元化公司虽然规模大,但是需要和其他资本竞价投资好的企业,或者需要靠烧钱追赶创新者,所以一般来说资金回报就会较低。在风险资本不发达的年代,多元化公司具备一定的金融资源的优势,所以还能取得不错的回报,例如日本,韩国过去的风险资本不发达,就出现了不少多元化的企业财团。

对比的,在美国,风险资本发达,多元化公司就很难获得很好的回报,美国的GE公司是美国最好的多元化公司,但是就连GE,近几年的业绩也不如人意。最近几十年,相对于日本,美国的专业化公司要比多元化公司发展要好的多,整体美国的创新力也更旺盛。

再次,还有一个因素是全球化。如果一个产业的全球化程度高,那么其潜在市场就是更大的全球市场,这样这个产业的分工更细,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就更高,整体产业的效率也会更高。这是全球化给更具创造力的专业公司带来的机会。

很多美国公司当取得了本土市场的成功后,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化,把自己的创新扩展到全球市场,而很多中国公司却首先考虑多元化,去投资或者进入新的业务。这可能和中国公司的全球化能力不强,或者公司本身的优势就不是来自于创新有关。

但是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变化,华为已经有一半的业务来自于海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在积极地推进全球化。例如,携程就有很好的全球化前景,携程的国际业务已经占了整体业务的20%,而且正在迅速成长。

所以,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的企业更应考虑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发展,因为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大,产业细分程度会超过美国。另外,中国经济还是处于快速发展期,很多行业还处于创新期,这有利于专业公司。中国的专业公司也不缺少资本支持,多元化公司的资金优势并不明显。最后,随着中国企业创新力的提升,全球化的成功率会提高,回报也会比多元化好的多。


週三 7月 05, 2017 10: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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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边界和梁建章的ROI
2017年06月29日 14:32 虎嗅网

上周财经记者宋玮采访王兴的雄文《对话王兴:太多人关注边界,而不关注核心》一经发布,就引爆了朋友圈,几乎每个TMT创投圈的人都在转,用经纬张教主的话说,实在是写得太好了。

大概是王兴在采访中不小心提到的一句话“酒旅业务,我们的间夜数已经超过携程,估计再用1-2年,我们会超过整个携程加艺龙再加去哪儿的间夜数”刺激到了上市公司携程旅行网。 所以紧跟着在23号早上我们就看到携程PR针对性的回应了一篇文章,一开始取的标题是“梁建章:企业没创新才想多元化”,大致意思就是不看好美团点评这种收购或者模仿来的多元化,应该是携程这种在旅游行业里面高度专业化,再大力拓展国际化的公司才会成为BAT之后的伟大企业。

也许是这个标题并非梁建章本意,后来他自己转发时标题改成《梁建章:能否全球化是企业创新力的试金石”。这种标题才是高明的,引导吃瓜群众的眼球走向了携程的全球化发展上,感知上加深了携程中国第一后正在走向全球的印象。

在我认知里面,携程是一个大旅游交易平台,美团点评是一个生活消费的交易平台。作为后TMD时代的草根创始人,也恰恰属于大旅游版块里和酒店业务相关的交易平台项目,我把这2篇文章各读了2遍后,脑子里一直有个问题:王兴和梁建章的观点哪个更值得我学习?他们观点的核心差异是什么?我基于自己的理解和一些揣测,梳理了几个重点,特此和大家分享。

“以客户为中心”还是“以人民币为中心”?

Customer-centric(以客户为中心)虽然是市场上的陈词滥调,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容易被大家广泛的理解正确。若干年前,携程的call center服务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案例,但是今天当80%的用户都喜欢通过移动端APP来做酒店客房预订的时候,这个call center实际上不能给用户带来什么太强的帮助,反而可能会带来一些“干扰”。

例如当客人取消预订后,携程客服会给我孜孜不倦的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入住(以便于他向酒店收取佣金);有时候遇到急事机票方面想退改签的时候,你打过去发现其实客服并不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 而美团一开始就是一种全新的移动端创新体验,王兴对于customer-centric(以客户为中心)的思考可能更多的是如何给用户带来极度流畅的产品体验,以及很划算的一个用餐消费或酒店消费(copy 美国的Groupon)。

事情的关键点是消费群体的认知和需求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消费者对于“What’s good for me” 的认知决定了企业的customer-centric(以客户为中心)是否能取得成功。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面对美团,去哪儿,艺龙的APP无线战略时候,范敏时代显得很被动,最后梁建章王者归来,制定正确战略,重组人员架构,对外打压或收编,终于在几年时间内完成了OTA“大一统”,尽管也烧掉不少钱并牺牲了股权让给百度。

但是确实携程取得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胜利,在美国二级市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估值,并昂首阔步奔向国际化。这里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携程充分认知了消费者的移动体验需求,也在APP产品方面做了无数的改进,针对新一代90后消费群体做了大量的广告投放,确保市场份额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然而在商业社会里面,Customer-centric和RMB-centric(以人民币为中心)是经常矛盾的。

最早接触互联网时候,我就听说这个行业有8个字——“用户第一,体验为王”,还有就是“很多公司不赚钱,但是很值钱”。据说早期时候的估值是根据用户数来的。我认为这是没问题的,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特别是2C的互联网公司在开始建设自己领地时候必须做的事情,这个阶段往往没有商业化。

而产品打磨阶段过去后,需要进入A轮的商业化验证,商业化验证意味着公司需要从100%聚焦在客户体验为中心,进入到50%聚焦到人民币上。此时此刻才是考验企业创始人的开始,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忘记创业,好好做生意”,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不少创始人真的在情感上很难接受“我这么好的产品用户你竟然不愿意掏钱”。

回过头来说美团和携程在酒店客房预订业务上的差异,目前情况是两家都有流量和用户,但是美团更年轻化,都有人在线预订酒店客房,但是向酒店收取的佣金比例却不太一样。那么我们认为携程要更RMB-centric(以人民币为中心)一点,所以他的搜索结果里面自动推荐给用户的酒店往往是高佣金比例的酒店,美团点评在这方面显得很克制,甚至经常为了提高间夜数而做些活动来补贴用户,换句话说在这个业务上美团更Customer-centric(以客户为中心)一点。

从目标达成这件事来说,双方都没做错什么,因为携程的目标是利润,美团当下的目标是间夜量和份额。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兴在财经记者的采访中才自信的说再过2年,估计他们的间夜量会超过携程,艺龙和去哪儿三者之和。我自己也是相信的,因为如果这个生活消费平台始终坚持“利他”,那么自然它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高,前提是它需要在利他模式下继续活着。

一级市场的理想主义和二级市场的现实主义差异

在讨论王兴和梁建章的不同观点时,我们必须记得,携程是一个二级市场的公众公司,他的所有财务数据和部分核心运营数据是必须公开的,而它必须强调自己的利润增长来让投资者欢呼。所以你发现近期携程在出季度报告时候并不喜欢说自己的酒店客房间夜数, 而反过来看美团,因为它并没有IPO,还是在一级市场私募基金投资下的企业,只需要告诉大家我的市场份额在持续攀升就好了。

以当年的去哪儿为榜样,反正投资机构里面确实有大把投资人认可这种GMV增长,因为这种增速会成为一种势能,逐渐威胁到现有垄断者的生命线。所以结论是,以什么为核心往往和公司阶段紧密相关。王兴在一级市场,可以继续选择性的坚持Customer-centric和实现最大间夜量这个“理想”,而携程却无心为了那些80-200的中低酒店间夜量和美团消耗,于是派出去哪儿守住边界,而自己则继续在中高星酒店身上持续赚高额佣金(10%~25%)。

关于业务边界的认知,我认为梁建章和王兴是一个意思

王兴认为需要建立自己的恒星,让多个行星围绕守护,共建生态体系;James(梁建章)认为买的点评和模仿饿了么等都是不专注的多元化,而伟大企业一定要专业化,再国际化,例如华为。

以我有限的知识,其实携程的发展正是围绕机票和酒店的核心衍生出的大旅游大出行生态,做旅游业务,泛地接业务(WIFI租赁,租车,签证等)都是因为大量用户始终在用它订机票和订酒店;包括携程后来做商旅业务,服务大量公司做TMC(travel management company),和AMEX/BCD/CWT等公司竞争其实也是因为自己的机票和酒店资源的预订通道是完整的,再顺手去做的事情。而今天鼓励全公司同事学英文,鼓励员工离职成为境外目的地的地接服务商,高呼国际化其实是因为境内业务瓶颈过于明显,不得不走向国际化,否则难以支撑其百亿美金的估值。

而美团的业务发展历史,我觉得王兴是因为团购阶段发展出2张牌,吃(美食)和住(酒店)。所以当他把猫眼电影卖掉后就提出美团的使命是help people eat better and live better。在吃这个地方,美团本来做的是到店吃,后来发现人越来越懒,外卖市场也很刚需,就把这块也做起来。所以你说他不专注吗?其实也很专注,就是让你无论在家吃还是到店吃都要用美团/点评,吃完后情侣们选个酒店休息下也是场景的自然延伸。

再后来当他融了大把的钱后,对餐厅商户的认知到了另外一个高度,于是提出下半场概念,要改造餐厅商户们的信息化,做餐厅行业的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工程。建设另外一个战场的石基软件,把数据和连接做到产业纵深环节,最终也许是希望让用户可以在手机上实现选餐厅,智能推荐菜品,选择到店还是在家等,到店模式下可以选座位(美味不用等在做这事),某些时段或者商户预订就需要付款,然后到店完成消费顺带点评一下获得优惠券。

而部分商户的未来可能就不需要思考去买什么食材做什么菜才能吸引消费者,仅需要根据美团的订单做些加工,因为食材早就通过美菜网JIT(just in time)送到店里来了。餐厅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服务那些上门的客户,连收银都不需要了。这其实会彻底颠覆掉餐饮管理公司这个行业,美团会成为全球最大的餐饮管理公司。

在酒店业务板块,相同的逻辑也在发生。向酒店纵深连接里面,既然已经没机会做石基软件,就先投资几个PMS(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酒店管理系统)厂商,希望能实现这些用餐的年轻人在餐后迅速的预订好房间号码,在手机上把开房手续办掉,房费付掉,拿到智能门锁的开门密码,然后兴高采烈的去客房里面探讨诗歌和人生理想。

在业务认知的唯一差异,王兴仿佛对于竞合的看法更开放一点

王兴认为在这么大的市场上会长期有老二,因为他的背景是死里逃生。百团大战能活下来非常不易,各条战线确实也都有竞争对手,阿里系的口碑和饿了么始终虎视眈眈。在酒店板块因为他目前可能是老二,所以自然也需要告诉大家,在酒店预订行业携程是垄断不了的。

相反,看到梁建章过去几年的打法,我认为携程是投行思维,厌恶竞争,追求名义或者事实上的垄断,以获得巨大的二级市场溢价。这个地方的差异,也许是因为王兴没有尝过垄断某个版块的甜头,也许是一级市场公司和二级市场公司的nature决定的。

两个公司都很伟大,估值高的原因是大家都在做“未来银行”

从人类生活本质来说,我们工作为了赚钱,赚钱为了生活(花钱)。而在过去,我们花钱是需要现金的,家里储存现金往往并非普通人的选择,所以有了银行的需求。而未来,如果企业给你发现金是10000元,发等值混合物的价值是10600元(例如发给你5000元现金还贷款,1200元全家便利卡,1000元京东券,1200元天猫券,1200元钱美团券,1000元钱携程券), 你可以多拿到600元,我觉得可能95后一代人是乐意的。

在这种模式下,这些企业将会成为事实上的银行。这是为什么美团点评虽然迟迟不盈利,却持续可以获得一级市场的资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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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边界”: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人造天堂
2017-07-05

王兴的“边界”: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最近《财经》访谈王兴刷屏,然后和梁建章怼起来。在我看来,“无边界”理论槽点很多。发展的危机和发展理论的危机互为表里,反映美团乃至国内互联网产业基本面的问题。试翻译一下。

二维分工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传统商业普遍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烘焙和运动产品,在家乐福这样的超市有卖,也有专业的蛋糕店和迪卡侬。那家乐福就是多元化,就是时髦的无边界了?当然不是。也是专业化,标准化和低成本的专业化。

其核心是生产端的规模经济和流通效率、消费端的低价和方便。当你只有锤子,就把所有东西当成钉子。进超市的所有品类,统统归为大宗快消品。超市的逻辑,所有产品都一样,都是数字,时间和空间边际收益趋平。在产业的矩阵中,标准化和低成本是水平分工,专业化是垂直分工。

不同的卖点、价值链各环节,用户各需求点的权重,定义了不同的市场。随着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和体验的权重,会达到平衡的临界点,“物美价廉”,其实往往是鸡肋。蛋糕店和迪卡侬的低端产品和家乐福就存在交集。构成低成本和专业化的边界,这时该品类的特殊性就显现出来。权重再提升,量变引起质变,从水平市场进入垂直市场。

同理美团就是个O2O超市,核心也是规模经济、效率和便利。其执行力、成本控制的强大有目共睹,从惨烈的千团大战中幸存。在王兴眼里,O2O的品类也都一样。“如何判断一家公司有无能力支撑更多业务,唯一的检验标准是看各个业务做得好不好。”他怼携程喜欢拿间夜数说事。这个数字可以和客单价、GMV转换。

回到王兴的问题。长期而言,标准化和低成本是一种低级的水平分工,协同效应低。成本再低总是有底。《联想风云》记述当年联想竭力削减成本,刘军表示已经无法再减。杨元庆说,还有机箱里的泡沫。而垂直分工上不封顶。睡地下室一夜是一个间夜数,睡总统套一夜也是一个。石榴姐和秋香姐都是女人,吴彦祖和吴孟达都是男人,你想睡哪个呢?

电商聚,O2O散

再联系美团业务的特殊性:O2O是服务。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可以分离,即远程贸易,容易标准化,所以形成超市等业态。至少到目前为止,商品的销售水平分工是主流。而服务生产消费一体,天然差异化和本地化。中高端服务在城市综合体反而有一定的集中,低端本地生活服务历来分散在社区,垂直分工是主流,这是理解整个争论的关键。

王兴反复讲边界不重要核心重要,但语焉不详他的核心是什么,有时说客户中心,也是套路。美团的核心其实是像卖商品一样卖服务。人都是越喊什么越缺什么,越怕什么越来什么。美团一直亏损,依旧不断融资,上市传了很久。而融资要靠对未来的增长和市场空间的想象支撑。但服务的天性决定,这个核心撑不起王志的抱负,早晚受阻于真正的边界。

王兴跻身第一梯队之心,路人皆知,访谈中有直接的表达。还提到“光餐饮这个事(市场总量)就和淘宝一样大。”O2O的总量更大。但问题是,世界不是平均的。

商品贸易的规模古代就很大:丝绸之路。又经工业时代、互联网两轮急剧放大。《长尾理论》(货架无限长),《世界是平的》,构成亚马逊和阿里的最基本面,淘宝小买家理论上也面向全国消费者。但互联网对本地生活圈放大有限,也就从平均几百米到几千米。小饼的一大份,大饼的一小份,O2O至今,也许永远出不了和电商一样大的巨头。

访谈的边界主要指品类的技术边界,而在商业上更有意义,对服务尤甚,是水平和垂直分工的边界。二维分工并相互极化,水平分工越广,垂直分工就越细,趋向消灭中间产品。同理,美团用效率的锤子敲扁的品类越多,越打破技术边界,实际上越强化分工边界。市场份额赶超垂直厂商的同时,基本面却在远离。具体垂直厂商会死,但如果认可垂直分工不灭,其赶超注定遇到瓶颈。

服务的天性同样决定,其垂直整合高于商品,水平整合则不如,不能整齐地打进集装箱、货架一类东西。美团各事业部的能力可以说平齐,但在相应品类的表现参差不齐。其优势最大的外卖、票务,正是规模经济较大的品类,这不是巧合。O2O早年的风云人物雕爷,曾经提出大美业概念,用高频的上门品类带低频,理论总结地很好,然而现在也没什么动静了。

旅游品类最能检验我们的分析框架。旅游不属于本地服务,既是远程交易,又高体验,水平和垂直分工的空间都巨大。所以美团在旅游品类发力,还怼梁建章。旅游的价值链极长极复杂,可以再细分为众多品类。同样存在水平和垂直分工的平衡,但未来显然还是属于垂直。

阿里是平台模式,超越传统行业分工,也可以视为某种高级的水平分工。在女装等大品类也有垂直优势。之后京东、唯品会相继从垂直市场起家。显示市场发展的阶段性,先水平分工,再垂直分工。O2O也许还处在第一阶段,成就了美团。早晚,或许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王兴作为著名的连续创业者,还有一项核心能力突出。他的上两个创业项目校内和饭否,都是社交网络,和O2O隔得很远,似乎又验证无边界理论,但其实存在一个共性:C2C(copy to China)。善于复制,也是执行力的一个侧面。

同样适用水平垂直分工框架,互联网早期概念先行,可以放之四海,基本都是C2C项目。拥有海归文凭,海外风投和股市青睐,就可以把中国市场当成一样的钉子,和GDP等比的数字。同理,然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显现出来。阿里和腾讯都做出一系列大的本土创新,远远超越各自的原型。目前中国移动互联网赶超美国,甚至反向输出创新。王兴多半是最后一波C2C创业者。

面壁者王兴

郭士纳在回忆录中对比IT与传统行业,传统行业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竞争会止于寡头结构。而IT业边际收益递增,竞争不到清户不罢手。

对比《财经》访谈王兴,“我和很多人沟通过‘4321’,很多细分领域会经历多进4,4进3,3进2的过程……一个行业应该有至少两家参与者竞作。”描述的实际上是传统行业的情况。如今美团乃至O2O的困局可能根源在于,试图改造传统行业,像IT业一样竞争。以清户为目标投入,却陷入边际收益递减,突破不了寡头结构。打车之战时已经很明显。

王兴也提到微信“网络效应超强”,得一家独大,和“4321”行业性质不同。显然对此有认识,只是未必理论化。但不管有意还是互联网思维定式,他不可能给投资人讲一个工业时代的故事。互联网项目看势,工业项目看值,估值就差得远了。包装进时髦的无边界概念,与水平分工形似,很魔幻现实主义。

我记得无边界理论是韦尔奇先提出的。GE是一个经典的反“专业化”案例,学界多有讨论。但GE是一家高技术企业,技术支撑的水平分工,其协同效应远高于标准化。

讲给别人的故事,王兴自己又认同多少?早期C2C项目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有的故事最后都要回到现实。如果业绩达到甚至远超预期,投资人不会介意货不对板。王兴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就像《三体》里的面壁者?

有一些线索:餐饮信息系统很对互联网业界和海外投资人的胃口,水平分工进一步精细化。但恐怕只是个高级的机箱泡沫。我亲眼目睹过,惜时如金的上海人,为了吃腔调可以排好几个小时。这不是地域黑,显然腔调的利润比信息系统高得多。舌尖上的中国,我大吃货国有多少种腔调?

2016年4月猫眼分拆,暗示垂直分工的可能。可以设想各品类独立,总部变成投资公司,或者保留大有前途的品类作为主业。那无边界理论就自己打脸了。不过这都是浮云,文化的惯性大,形式上垂直化,不会马上改变水平分工的基因,但是现在盘子变小了。

王兴表示边界试过才知道,不能自我设限。这既是战术,超市采购经理考虑的问题,也是战略。创业者一开始就要对水平垂直分工取舍,一条道走到黑,没有后悔药,必然是艰难的决定。

2015年10月美团大众点评合并。后者提供了一个高级一些的水平分工,但还不足以整合这么多品类这么大体量。这宗合并更多的还是“4321”中的3进2。美团未来能否找到某种更高、够高的水平分工?那无边界就实至名归。业界从多个角度做过尝试,腾讯的社交网络,百度的AI,淘宝上也有本地服务卖家,但目前还没有什么突破。再或者……C端物理整合?比如边看电影边捏脚。

访谈还透露出一些微妙的情绪。王兴多次主张业界应接受竞合,其中一处希望滴滴继续合作。但如果自己信奉无边界理论,“不断成长才有安全感”,每个品类都保二争一,更有跻身第一梯队雄抱负,那怎么能指望你的敌人接受竞合呢?

王兴地球代表计划的奇想,有种天才的共性:保持童趣,在平庸的成人身上已经丧失。“我最近觉得不单对我的公司有责任,对我所处的中国,对中文都有责任。”也青春意气,但会不会也是一种逃避问题的方式:将问题与伟大到不会失败的事业挂钩,似乎就能解决。

还有对危机四伏的理解,“战争不是由拼搏和牺牲,而是由忍耐和煎熬组成的”,反映某种普遍的人性:当人们陷于不利的境地,又无力摆脱,会自欺欺人地将其“合理化”,以减缓痛苦。

当然这又涉及业务判断,行业现状究竟合不合理?打车之战前半年烧了约15亿元,然后合并了,再然后被政策管死了。你们说这15亿元值不值,说好的互联网入口呢。《纸牌屋》第一句台词:“痛苦分两种,一种让你变强,另一种徒增折磨。我对没有价值之物缺乏耐心,这时需要有人采取行动……或者做一些必要的坏事。好了,痛苦结束了。”

TA世界会更好嘛

这不是美团一家的问题。王兴还能继续讲故事,而小米和乐视的故事已经讲不下去。这两家和美团相似,都是某种低水平分工下的大规模扩张。

访谈中王兴还戳破一层窗户纸:BAT已经变成两家。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对此总有些讳莫如深。这不是简单的3进2,反映产业矩阵的重大调整。

门户时代以在线信息为主,门户水平分工加垂直ICP,接着BAT三个垂直应用崛起,将门户边缘化。回想起来,雅虎基本清户,但中国一直是三大门户。说明开始就带着工业时代的基因。再然后TA水平溢出,同时垂直再细分、创新,二维分工相互极化,这就是即将到来的TA时代的基本面。

觊觎TA的也不只王兴一个。以前凑过TABLE,最近凑JAT,后备力量TMD。M一说小米,一说美团。这些板凳队员的营收或GMV有可能追赶TA,取决于所在垂直市场的容量和集中度。但在产业矩阵中还是垂直分工。如果第三家大水平已经降临,业界的合金钢狗眼一定能看见。

门户时代和BAT时代有明显的拐点。如以2007年阿里香港上市为界,互联网至今20年,两个时代各十年。TA共和国的天命也能有十年?

中美互联网产业同一起点,之后越来越分化。今天硅谷大体上仍然专(ju)注(xian)于技术创新(的水平分工),而国内侧重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垂直创新。

美团就很有借鉴意义。如上述分析,迄今为止改造很肤浅,互联网产业可是得势了,有钱了,还拿着技术的锤子到处乱敲,生搬硬套互联网的竞争规则。交了这么多学费,应该反思。

雷布斯炒热了“降维打击”,这个概念真是狂拽炫酷屌炸天……中二。现实却是“4321”的熬。不要和SB斗争,ta会把你拉低到ta的层次,然后凭丰富的经验战胜你,这句更靠谱。我们互联网从业者要谦虚,要有自知之明,stay foolish,不要总惦记着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主席这么伟大,也不过让北京周围一二十里的地方稍微扭转一下。

最后题外吐槽一下,国内互联网暨媒体从业者的知识水平。业务早已经分化、中国化,理论则完全没有进步。还在Copy to China,包括迷恋请Kevin Kelly这样的洋和尚来念经,自己的意思通过他们的嘴才能表达。

降维打击是本土创意本土引申,然而和王兴的无边界、乐视翻来覆去的生态化反一样,都是新瓶装旧酒,时髦的概念下面,其实是一个很土的存在。刘慈欣也总被人批判是社达。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就这么脆?就是盘大萝卜。

《三体》:“一知道在哪,世界就变得像一张地图那么小。不知道在哪,感觉世界才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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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完成工业化?中国给出了答案
2017年06月11日 15:10:52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作者:文一
来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今天我的题目是“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我在演讲里面主要还是想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未来的走向,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很多问题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要做一个声明,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所在工作单位。

我觉得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我把它看成是人类经济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简单: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就意味着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够进入现代的工业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时间。英国工业革命用了好几百年,我们目前为止只用了30多年,再往下发展二、三十年,总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时间。而且中国崛起不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它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和伟大,它拉动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另外,中国还有可能在人类文明现有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工业文明和文化。

我们大家知道30多年前,中国还非常的贫困,人均收入当时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球一半的钢铁,是美国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车。中国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一系列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生产大国,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从全球前五大工业生产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来看,1970年代中国完全在最底部。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一步一步上升,先后超越其他的老牌工业强国,2010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增长的趋势很难再被扭回。我们再看专利申请总数,中国也是从世界排名非常底端开始起步,尤其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开始把发达国家一个一个超越,目前专利申请总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但是中国是在一种特有政治制度下实现的超强的经济增长。这个现实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吃惊,疑惑不解。以至于非常多的人,包括我们很多中国人自己,比如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还有学者,仍然认为这个增长奇迹不可持续。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在很多解释中国过去增长奇迹的理论中,我找出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是两个极端,其它的都可以看做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价廉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这个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民主、法制、人权、言论自由的传统, 没有现代法律体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资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西方式的知识产权,没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只能不断复制甚至剽窃西方技术;一句话,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因此,中国不过是一个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蹩脚的,拙劣的,虚伪而不踏实的模仿者而已。中国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官本位,和裙带资本主义就是很好证明。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非常有代表性。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领导世界文明近2千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就会再次震撼世界。”所以这个观点认为中国崛起毫不奇怪,理所当然,是向其伟大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然回归。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首先,一个缺乏良性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制度和包容型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是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一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优越”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更加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后也没有做到。

其次,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重新崛起呢?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新的观点和理论。

新的理论观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把西方近代文明的神秘面纱揭开。很多教科书和媒体误导了我们。西方文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要引用历史学家对西方文明的考察来证明。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他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看来大家一定要知道历史,要多读历史。如果你觉得这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还不够著名,我引用一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叫默克尔,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他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严肃地回答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挑战。他说:“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此,仅仅靠指出中国的问题,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中国的问题非常多,别的国家问题也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增长这么快而别的国家做不到?因此一定要把中国做对了的东西找出来,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才能够在今后继续的改革开放中不至于犯颠覆性错误。

那很多人会说中国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做对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场经济。但是一听到这个解释,菲律宾就笑了,它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时间长,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效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也笑了,他们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彻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起飞?拉丁美洲国家也笑了,他们独立建国搞市场经济时,你中国还在那里?所以,要找出中国做对了的地方看来还真不容易。

刚才林毅夫教授介绍的思想就是从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来帮助找出中国做对了的事情。以下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终于在洋务运动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后,成功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但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工业革命的秘诀?如果这个秘诀存在,大家都可以如法炮制。那为什么中国以前不知道这个秘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落后国家不知道这个秘诀?250年前英国究竟怎样找到它的?

但可惜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长期以来为揭开工业革命之谜争论不休,现在还搞不清楚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德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同时期的中国和印度?就像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克2012年所指出的,“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照亮这个历史之谜,帮助揭开工业革命的秘密,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它对人类的生产力带来了一次突然的突破性的飞跃。在工业革命产生之前,人类几千年,不管哪个国家,不管什么朝代,人均收入都很低,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缘。但是到1800年之后,产生了一个彭慕兰说的“大分流”,少数国家因为引爆了工业革命,其收入不断地增长,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而剩余的国家却留在马尔萨斯陷阱里面徘徊,包括洋务运动时期和民国时期的中国。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比如西欧地区,大概从1820年开始到1960年左右完成了工业化,美国也是大概同样的时间段开启和完成了工业革命。日本开启比较晚,大概晚了50年,然后用更短的时间在1960年代也完成了工业化,进入福利社会。亚洲四小龙战后崛起,花更少的时间实现经济起飞,但是他们不是每个都完全完成了工业化,比如台湾的人均收入目前只有美国的60%左右。

我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10%到15%的世界人口。剩下的都没有开启或完成工业化。

为什么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获得成功呢?现在最流行的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叫做新制度经济学,刚才林毅夫教授也有介绍。这套理论很简单,认为人类社会大概有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包容性的制度,比如说君主立宪和民主制。这个制度意味着它能够限制精英阶层的权力,限制他榨取和剥夺他人成果的权利,因而意味着良好私有产权保护,人们从而有积累财富和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另外一种是榨取性制度,比如说专制和独裁。这个制度下没有很好的私有产权保护,人民因而没有劳动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积累了以后也被国王和专制政府抢去了,也不会去创新发明,这就意味着贫穷。因此在这个理论看来,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这个理论在阿西莫各路和鲁滨孙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无法自圆其说。第一,它与历史事实不符。比如英国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的,虽然有过光荣革命带来的君主立宪,它的私有产权保护力度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而改变,它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完善,前面已经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论述。又比如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在专制制度下崛起的。

第二, 这个理论与当代的实践也不符。当代实践表明,当我们把民主制度通过革命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采纳了民主制度而富强,反而是不断的内乱,比如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埃及、乌克兰等。

第三,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很多其它现象,比如俄罗斯经济改革后采纳了民主制,但是并没有因此变成超级经济大国,和中国奇迹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比如日本在19世纪末明治维新开始的崛起并不是在民主制下进行的,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是在独裁统治下实现的,新加坡的独立后的经济起飞也不是在民主制下实现的。

第四,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同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比如在美国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区,即便有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私有产权保护、同样的法律,我们却能看到一边是大面积贫民窟,另外一边是富得冒油的财富;一边是非法抢劫和无法无天,另外一边是社会秩序和守法奉公。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产权保护在全国各地是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是一样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贫穷很多。为什么?

让我们回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来重新理解工业革命,也能重新帮我们很好的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崛起。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至少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洋务运动开启的。

清朝晚期的那次尝试用了半个世纪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国家无能问题,因此产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认为在清朝政府之下的中国工业化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政治制度落后,所以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激进改革,而且相当的全面和彻底。它不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仅仅限制了皇室的权力,而是干脆彻底废除了它,比英国光荣革命还要彻底。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新共和政府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那时最著名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认为清政府工业化失败以及中国的长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新制度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全面的模仿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知道中国照样经历了长期的动乱,军阀混战,国力衰弱,无法抵御外敌。40年以后,中仍然贫穷。虽然取得了好多社会进步,但是远远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正是因为民国期间中华大地持续的动荡和贫穷,才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这开启了中国的第三次工业化尝试。第三次采纳的是计划经济,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落后这么多年,误掉了这么多的工业发展的机会,所以想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模仿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过30年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比如文盲数大大减少,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发病率从5.55%降低到0.3%,人口从6亿万增长到10亿,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有效行政能力的政府、一个初步完善(但高度亏损)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些成绩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而且,如果不改革开放,会是死路一条。你看所有那些搞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最后都垮了,而且他们当年的工业基础比我们还雄厚。因此我们也不会独善其身。

中国前面三次工业化为什么没有成功引爆工业革命呢?是因为缺乏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保护吗?不是的。现在国内外大量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在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比同时代的欧洲和英国还要好,还要发达,但并不因为如此清朝就有能力开启工业革命。那又是因为缺乏包容性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吗?你也许会说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很好,市场机制完善,但是政治制度非常的腐败。然而辛亥革命就是改变了这点,一方面保留了清朝留下来的土地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同时还从政治的上层建筑实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变革,但是仍然没有导致中国的工业革命。

让我例举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看一看私有产权制度下市场机制是如何失灵的,从而理解为什么单靠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不可能爆发工业革命。一位法国天主教随军牧师于1839-1851年期间游历中国,在《中华帝国见闻》一书中记述到:“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马挨饿。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行进,只为在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毕竟这一恐怖的惨景在这里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 中国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土地私有制度没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能改变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悲惨图景。革命在高层引进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而在底层仍继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产权制度。1920年代末到访过中国的一位英国经济史学家就曾经再一次描绘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 “在许多地方,农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淹死他们了。在山西,最近几年有三百多万人饥饿致死,同时有约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通过交易易手。”

一位美国作家和社会学家在1940年代研究了中国山西的状况之后也写到:“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

这些景象只是许多前工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不是中国独有。这些景象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在落后国家全面兴起和共产党在中国发动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一个人在那里号召,广大工人农民就盲目跟从的,一定有其强大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当年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是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面,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是也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以至于到了1970年代末,一场新的改革和工业化尝试势在必行。

而这一次尝试却意外成功,中国终于自洋务运动一百二十年后引爆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中国踏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迅速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且很快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虽然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没有完成。

那么中国第四次工业化的道路,与前三次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这次如此顺利呢?我这里无意想把后30年和前30年做分割,它们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通过分开考察才能抓住它的特色。而这绝不是简单的第6个包子和前面所吃的包子那么简单。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就意味着中国1980年不需要改革也能够变成今天一样的富裕和强大,但这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略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它为后三十年的起飞奠定了很多看不见的却十分扎实的地基,虽然它本身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告诉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开启工业化,怎么样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国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征。我先介绍一下这些特征,等会儿我再将他们与工业革命的一般模式相比,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第一,中国当时拒绝全盘西化,在维持即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市场化改革。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做实验然后再推广。

第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像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俄罗斯一样全面铺开,而是从农村改革开始,不是从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也不是从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自由化开始。而是让农民和贫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这里面藏有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第三,鼓励乡镇企业,尽管乡镇企业采用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而且和当年的国企都没法相比,但既使是这样,中国政府一旦发现乡镇企业赚钱,能够帮助广大基层人民致富,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支持乡镇企业。这是决定中国从此以后走上工业化坦途、开启工业革命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经济学理论界以前对这点认识不足。

第四,鼓励发展制造业,用日用制造品而非仅仅用原材料去换取外汇和机器;我们长期制定各种产业政策鼓励制造业出口。

第五,我们长期维持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方面越南向我们学习也取得了很好成绩。

第六,因为我们是转型国家,我们不光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有很多当年遗留下来的缺乏经济效率的国企。但是我们没有像拉美、东欧、俄罗斯那样把国企全面地私有化。全面私有化国企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主张,甚至到今天来讲还是非常错误的主张。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发展战略非常重要。当年我们国企的私有化是有条件逐步逐步进行的,比如抓大放小,采纳了双轨制和混合型所有制。而且今天我们仍然重视培育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企。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迷信西方经济学。

第七,我们进行的是渐进的产业升级,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高储蓄到高消费。这种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方式里面都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不仅符合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原理,也符合我下面将要提出的工业革命原理。

我们现在来看看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式的演化模式。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太去研究,现在去研究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模式,叫做“胚胎发育”的模式。它有五个阶段。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些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在欧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阶段。与我国的乡镇企业繁荣类似的乡村企业,在16-18世纪的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繁荣了几百年。这些大批量欧洲乡镇企业也是在当时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政府的支持下繁荣的,不是自然爆发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都以远距离贸易为其生产的目的,而不是自给自足或满足当地需求为目的。换句话说,它们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力,以远距离的全球贸易为目标。这个乡镇企业繁荣阶段由各国政府修建人工运河和原始公路网络为契机,为引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统一国内外市场和营销网络奠定了基础,为训练一支产业大军做好了准备。正是这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最终在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全面扶持纺织业的产业政策)支持下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用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工厂体制),来生产终端的轻工消费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把它们倾销到全球,但是机器和生产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规模化)生产的。这个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历代皇室和政府自16世纪起就开始以举国之力为本国乡镇企业提供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供应基地(比如殖民印度、美洲、非洲的棉花产地),而不是因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就产生了对新的能源、新的动力、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产和运输,提高流通速度和单位总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体系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这刺激了新型能源-动力-运输新技术的发明和工业应用,产生了一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大繁荣,比如像煤炭开采,蒸汽机发明和改进,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的繁荣。

这个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繁荣是由市场需求驱动的,也是由强政府供给推动的。因为“三位一体”环节很大成分是公共产品,必须靠国家力量和有为政府来提供和提携。这个三位一体繁荣就自然会导致重工业繁荣并诱发第二次工业革命。大量采煤需要大量挖掘工具,大量制造蒸汽机需要规模化生产零部件和大量车床,大量铺设铁路轨道需要规模化炼铁、炼钢。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对所有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等运输工具。这也使得采用新技术和量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业新技术的大爆发。每一个国家一旦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立刻进入一个新技术大爆发时代,不管他们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进英国先进纺织和铁路技术的,因为重工业的产业链特别漫长,零部件和生产环节非常多且复杂,产品多样化特别高,创新机会也就特别多,对本土国情又特别依赖,而且全部重工业体系如果完全依靠进口会十分昂贵,因此一定会刺激创新发明。这是为什么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还有目前的中国都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才开始逐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大量涌现出自己的创新发明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一个经济体就完成了一个回路,不仅是终端产品能量化生产,连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都能量化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生产力大大跃进,人类社会就有条件进入第五个阶段,即福利社会阶段。而这个阶段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因为农业不可能是一开始就现代化(机械化)的,而是要等到一个国家能够规模化生产机器和生产工具的时代。比如农业技术在美国长期落后,直到美国快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即1920年,农业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0%。只有等到资本变得廉价(也就是能够规模化生产所有农业机械和其它生产工具),人力变得昂贵,一个国家才能够全面开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为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资本,现代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福利社会阶段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济福利,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社会安全网、退休和失业保险,等等。还有政治福利,比如各种各样的天赋人权。人权这个东西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都只是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比如美国是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由社会力量来推动各种政治福利的,包括妇女、儿童和黑人的各种基本人权,同性恋、残疾人、甚至犯人的人权也得到保护,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才获得真正实施。这些都是需要经济基础。

描述了工业革命的演化模式以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走过这些阶段。英国是第一个开启工业革命的。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的助跑阶段,至少从1600年开始,一直到1760年,即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乡镇企业在英国繁荣了一、二百年,满山遍野的乡村企业到处都是。政府大量地鼓励英国乡镇企业和比利时、荷兰、爱尔兰、法国等国家的乡镇企业竞争,制定一系列贸易保护法令帮助他们创造欧洲和全球市场。而且这个乡镇企业的繁荣是由一大批富裕的依靠全球殖民和奴隶贸易发财商人集团(阶级)帮助融资、组织生产和销售的,因为单门独户的农民不可能自己依靠劳动分工去组织企业、创造大市场,他们缺乏资金、原材料,也不知道销售渠道在哪里,知道了也无力控制和维持安全、惩罚欺诈。是这些商人把原材料拿给农民,提供信用担保,负责销售。他们都是“持剑经商”,同时还依靠强大皇家海军的武力保护。因此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出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一大批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全球贸易致富的商人,由他们形成的。

这样一个几百年的原始工业化过程,终于在18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首先发生在英国的纺织业,而不是别的国家或别的产业,因为只有英国政府通过多代皇室的不懈努力和奋发图强,为英国乡镇企业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羊毛和棉花原材料供应、生产基地,以及全球销售网络。这一切都受到英国一系列航海法令和皇家强大海军的保护。因为市场如此之大,依靠工厂体制和养活专业工人来实行规模化生产的技术才有利可图,市场太小的话量化生产的方式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乡镇企业繁荣和农产品商业化,先让广大农民致富,向原始制造业就地输出剩余劳动时间,并为他们开辟和创造国内外统一大市场。

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繁荣,在1830年到1850年,即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手稿期间,造成了对新型能源、动力和运输的巨大的需求,传统的能源-动力-运输方式远远不够用了,因此在英国政府财政支持下爆发了煤炭-蒸汽机-铁路“三位一体”的大繁荣,解决了瓶颈问题。也由于对钢铁、机器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量化生产的需求,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特征是对所有的中间产品,钢铁、水泥、机器、桥梁、隧道,进行规模化的量化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大概在1900年左右完成。每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会相互重叠一部分,时间界限不一定是非常清晰的。

1900年以后英国才真正的全面进入福利社会。比如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经济福利,失业保险,公费医疗教育,社会安全网,等等,还有每人一票的全民选举在1928年开始实行。

讲完英国,现在我们来看美国。美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各种欧洲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把英国的乡镇企业技术和农村商业化思维带到美国,使得美国的乡镇企业在1820年之前繁荣了一、二百年。1820年左右才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在这之前农村的商业化、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工场手工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1820年到1860年左右,即到美国内战期间,在重商主义强政府主导下,美国通过大量引进和剽窃英国的产业技术,在纺织业率先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美国利用的主要驱动能源是畜牧、流水和木材,而不是煤炭和蒸汽机,美国东部的河流和木材很丰富,是它可以利用的比较优势。

1830年到1870年期间美国迎来了第一次铁路建设的高潮,在强政府的主导下进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瓶颈为目标的一次全面建设高潮,1830年前后全国的主要运河修建的资金有70%是由政府提供的。1850年到1870年之间在政府招标和民间出资的方式下,给予铁路公司以铁路沿线获取垄断利润为诱惑,美国爆发了铁路建设的热潮。大规模铁路建设热潮和对其它生产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自然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为基础设施所用所有中间材料都要进行量化生产,否则的话跟不上,也不合算。

所以通过跨洋铁路系统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海外贸易的急剧扩张,还有美国领土的急剧扩大,美国于1870年左右成功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花了大约70年时间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钢铁、汽车、化工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核心技术上对英国和欧洲的领先。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之后的1920年,美国仍然还有5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由于资本的不断量化生产,才能够迅速的推广机械化的农业耕种,因此农业机械化要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后才能开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才能实现。毛泽东时代我们一开始就要搞农业现代化,你搞不起,搞了也要破产。而我们目前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因此搞农业机械化的成本开始大大降低。

美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是二战以后,进入了福利国家阶段。而且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从第一个欧洲殖民者到美国落脚,一直到1900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个屠杀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到了21世纪的2001年,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才在印第安人压力下正式公开承认了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有组织的驱赶和战争,是属于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美国1960年代爆发了全面的人权和妇女解放运动,1965年才实现普选,即在美国人权宣言几百年之后,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两百年之后,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几十年之后才实现了普选。但是美国现在却要求那些还没有开启原始工业化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搞民主制和全民选举。美国1994年才通过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2015年通过同性恋婚姻法,而且美国到目前没有废除死刑。废除死刑其实是所有福利国家的标志,但美国还没有做到。

现在我们来谈谈日本。大家对日本的历史也是有误解,认为日本真正的现代化是明治维新开始,其实不对。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将近300年的商业繁荣。因为与中国相比日本文明在亚洲是很落后的。到了江户时代才真正开始复制我国的唐宋工商文明。但是日本运气好,复制了我们的唐宋文明以后就直接接上了欧洲的工业革命。而我们在唐宋工商繁荣以后贪图市场经济的享乐,政府和军队变小变弱了,被蒙古人打进来给灭了,明朝又重新回到重农主义时代。日本它没有经历这些曲折。它在明治维新之前,实际上农村商业化和乡镇企业在日本就相当繁荣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打开全球市场。明治维新开启以后为他的乡镇企业打开了全球市场,经过明治前半期的孕育,1890年左右日本完成了原始工业工业化这个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的早期阶段。然后迅速在明治后期,即1890-1920年,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即以劳动密集型方式规模化生产纺织品和其它轻工业品的工业革命。

日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这个期间日本还打了两次战争,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不仅用武力开拓殖民地和全球市场,而且利用战争赔款引进西方技术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一场在政府主导下引爆的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工业,以出口世界市场(尤其中国和亚洲市场)为目的。所以日本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和欧洲抢占亚洲市场,不惜以武力和战争为手段。

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日本也是在军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国家投资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工具“工业三位一体”的巨大瓶颈,大力引进发电技术和铁路技术,国有化了全国的私有铁路企业,实行全国统一的铁路规则和轨距标准,为日本第二次工业革命做了准备。这个期间日本通过每年巨大的政府投资,基本实现全国铁路电气化。

1920年左右在工业三位一体建设高潮的推动下,日本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重工业革命。重工业革命要求对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包括矿产、冶炼、化工、机械产品和其它生产工具实现规模化生产,当然也包括武器和军工产品。这使得日本有能力量化生产飞机、大炮和航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过程在二战期间中断,二战以后日本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对新技术的赶超,包括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日本才在美国占领下真正进入福利社会。

我们现在再来看中国。尽管政治制度不同(实际上所有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政治制度很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的),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很顺利,原因在于其产业升级路径和工业革命模式高度吻合,也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也是靠政府主导,如果政府不主导,农民是没法利用他的比较优势去依靠专业分工来组织企业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很难组织起来,去形成企业,尤其是现代化大企业。但是中国这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顺利引爆,是它没有搞大的跳跃式发展,它老老实实地重新回去补课,从乡镇企业开始补课。可惜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中国需要补课,补原始工业化的课,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课,然后才能开启重工业部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连邓小平先生也不知道。在下面我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阶段分成三个阶段(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是1978年到1988年,这个期间中国成功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走过的乡村工业繁荣,也就是原始工业化阶段,那十年也就是我们乡镇企业的爆发阶段。重走原始工业化的道路,产生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而且我们的乡镇企业很有特点,是集体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14倍,它在GDP占比从14%上升到将近50%。

1988年的时候还没人瞧得起中国,虽然中国已经迅速通过乡镇企业基本完成了原始工业化阶段。其实英国在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1776年左右)也没人瞧得起英国,拿破仑嘲笑它是“个小店”主之国,因为原始工业化阶段达到的成果仍然很原始,但是却对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十分关键。中国在1988年仅乡镇企业就创造了将近1亿个就业岗位,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2倍。由于消费品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中国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同时解决了面临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短缺经济”和威胁所有农业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八亿农民是这个时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发展经济和工业化要从农村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

第二个十年,从1988年到1998年。这个阶段中国终于在原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引爆(复制)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以规模化方式、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和出口大批量日常消费品的革命。这个期间遍布中国城乡各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应运而生,农民工开始大规模流动,生产了大量轻工业产品,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但是高端生产设备主要靠进口。期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的出口国。抓住了纺织品这个最大的轻工产品市场,就占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很多人把中国发展到今天归结为加入了世贸组织的结果,这是以偏概全。中国加入世贸六年前(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和生产国,这才是中国能长期发展的关键,而这和中国政府的长期的纺织业政策密不可分。加入WTO当然很好,不需要殖民和炮舰政策就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市场,可印度和俄罗斯以及那么多落后国家也加入了WTO,又有什么结果呢?因此机遇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是中国通过原始工业化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其在入世之前就为占领全球纺织品市场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段期间,中国的乡镇企业继续高速发展,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全国人口的三成,其产值在1978年和200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8%,三年翻一番。

第三个阶段,1998年至今。这个期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和高铁联网顺利了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在这条路上奔跑。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对能源-动力-运输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积累的社会高储蓄,中国政府开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等瓶颈,由此引爆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是重工业领域实现对冶金、钢铁、矿产、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化工材料等的规模化大生产。换句话说,受到对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交通工具等产品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泥、化纤等生产和技术迎来了高峰。这一时期共有400多万公里现代公路建成通车,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高层政府官员从美国考察回来的时候,对美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我们不能指望赶上美国,只是修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就要花我们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现在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可能还会更多)建成的高速铁路,总里程达到1.6万公里,比全世界其余地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高速铁路涉及钢铁、冶金、复合材料、机车、新型动力、底盘、制动、电源、稳压、感测、通讯、电讯、制动控制、信号集成、信号传输、安全控制等几十个科研和工业部门和数百个制造门类,和数以万计的产品种类,涉及工业和工程质量的整体提高和监管体制以及生产管理的完善,是“中国制造”整体水平急剧上升的标志。因此,对高铁的量化生产涉及对所有零部件和上下游产业链的规模化生产,而每个环节的固定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都十分巨大,没有规模化大市场行吗?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的轻工业基础和小商品规模化生产能力以及市场、通讯、电力和其它基础设施网络,行吗?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行吗?

反思一下:中国快速工业化是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呢?国内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说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的结果,而且还很不彻底,如果进一步彻底把国企都私有化,土地都私有化,政府通通退出经济领域,中国不仅还能够增长更快,而且才有希望赶上美国。这个观点需要好好反省一下。首先市场肯定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要素。但是市场是不是充分呢?远远不充分。清朝时候的市场制度比欧洲还要好,怎么没有引爆工业革命?民国时代除了市场机制还有政治变革,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市场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市场的作用是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然后让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毁灭性创造来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这是市场力量起作用的地方。

但是中国崛起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这恰巧是这么多采纳市场经济的国家试了一、二百年和这么多次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类几千年长期处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状态,为什么就英国首先开启工业革命?而计划经济这个实践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不过一瞬间。那些采纳计划经济的国家恰好是由于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严重失灵,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使他们长期饱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和殖民,因此才决定用计划经济来实现工业化的。很多拉美国家采纳了很多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成功引爆工业革命。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后完全拥抱了市场经济,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反而去工业化严重,沦为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那是为什么呢?关键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与“市场原理”冲突的很多非市场要素,比如产业政策,被西方经济学忽略了。因此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我这里再提三点被西方经济学忽略的因素:

第一,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除非没有战争并存在民间的广泛的社会信任,让那些自给自足、封闭、独立、无序、未受教育的农民自己实现专业分工和创建企业,从事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其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谁能够保障他们的粮食安全?

第二,统一大市场。为了使得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但是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如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和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第三,市场监管。为了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和安全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杂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会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能力规模化生产各种消费品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和工具。而消费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又需要庞大的市场和商业物流网来支撑,以便使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

注意,市场竞争与产权没有必然联系。私有产权可以从事市场竞争,集体和国有产权也可以从事市场竞争。在决定国家利益走向的关键阶段,国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有利于国家总体利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前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国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产业,比如AT&T。这也是为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历史上长期拥有许多战略产业部门的国有企业。

也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三个高昂社会成本的存在,和只有组织起来的国家才能够去克服这些成本,使得很多国家被拦在了工业革命的门外。因此我想重复林毅夫教授的话,“一个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得以出现和有效运作的前提和保障”,没有这样一个有为政府,市场不可能从天下掉下来,也不可能有效运作。也正是上述三种高昂的创造市场的成本和克服这些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这种理论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但是却不能像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那样开启他们的工业革命。

这也就解释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于后三十年的意义:毛泽东建立的独立统一的国家,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保障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也是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教会了农民如何组织自己、形成社队企业。而当年的社队企业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繁荣的基础。也正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基层政府组织为改革开放以后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能够成功扮演“公共商人”角色,即便没有大英帝国当年通过殖民和奴隶贩卖发财致富的一大批商人阶级。

工业化意味着规模化企业的出现。那支撑规模化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哪里来?早期的欧洲列强都是在国家力量支持下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来开拓和创造世界市场的,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Coen为争取荷兰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时向皇室指出:“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这个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发家史马克思没有白写。但是我们好多人忘记了,西方经济学也不提。

哈佛大学史学家Sven Bekert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凡是没有走这条道路的,都是没有成功的。

但是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依靠国家和坚船利炮,通过为本国制造业创造全球市场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给本国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几千万人死亡和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那二战结束以后的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以这样的方式来创造世界市场和开启工业革命。因此,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扮演好“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拓和帮助穷人组织企业方面起到更加强大的“催化剂”的作用。在实验室有了催化剂,很多大自然需要千万年才能够发生的化学反应,就能很快在人工条件下发生,也是同样道理。

这也解释了战后亚洲发展型政府的出现。解释了产业政策的作用。所以现代的经济学家们空谈小政府,这是误国误民误自己。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经济发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现象一样,服从一个“胚胎发育”的基本原理。即,个体的发育需要在很多关键环节重复整个“类”的进化过程。比如人类个体的胚胎,在母亲身体里发育的过程就重复了整个人类甚至生物进化的全部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脊椎动物,再到婴儿。为什么会这样,生物学家没有搞清楚。

又比如人类社会知识产品的创造和个体对这个产品的学习也服从“胚胎发育”原理。人类的数学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又如何被新一代的个体继承下去的?人类社会各个文明几千年共同创造了数学知识的大厦,怎么创造的呢?先发现“数”的存在,又发现加减法,然后又发现代数,然后又发现微积分。印度人发明一点,阿拉伯人发明一点,欧洲人发明一点,中国发明一点,撮合起来。但是这个漫长历史有好多个阶段在里面。最早的时候,不同的原始落实都先是发现数的概念,用手指头数数。最后进一步抽象出加减乘除,然后变成代数,最后再有牛顿这样的天才把它上升到微积分。现在学微积分不需要天才了,大学一年级或有些高中生就可以学会,但是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学微积分,还要从小开始,先学会搬起手指数数,向我们的古人一样,然后在小学学习加减法,然后在初中学习代数,然后在高中学习几何与微积分。一个小孩生下来不管多聪明,扔到原始森林它他己不可能发现数学,你是牛顿也不可能。他需要在学校经过强行训练,而这个强化训练过程其实就是相当于经济发展里面政府的作用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它要遵循人类数学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些早期数学发展的主要阶段,每个小孩要重新走一遍,才能够学会数学,进入前沿。否则是不行的,长大以后肯定数学能力很差。但是在强化训练的教育体制下,个体学习数学的过程可以大大缩短,不需要用当年人类发明数学时需要的时间。就像经济学里面讲的“后发优势”,这个过程人类历史上用几千年才走过,一个个体经过12-16年的学校教育就能以很快的速度全部走过,学会数学。

中国奇迹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也符合这个“胚胎发育”的规律。人类工业革命史走过的一些基本演化阶段,后来的每一个国家都要重新走过,才能够真正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半途而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用第一个十年就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才走过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用第二个十年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50年走过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目前的纺织机比英国当年先进,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产品的目的和面向的市场也是一样的。但是你必须重新走这些阶段,不能跳过。我们以前不懂,想把它们尽快跳过了,希望直接开启重工业化阶段和农业现代化阶段,结果不行。拉美国家也是这样,行不通。这也不怪他们,因为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发现这个规律。这个规律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和阐述。

但是必须认识到哪怕落后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如果没有国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些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在没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帮助下搞工业化,完全让位于所谓市场力量,就等于让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里面靠自己去发现数学知识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依靠国家力量,遵循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主导市场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所以我就说联系到“一带一路”了。要想富,先修路。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动有效运作,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须由一个强大的政府去提供。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

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早期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是必要的。

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林毅夫老师最开始带头批判的,都把西方国家的屋顶当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国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顶和上面的装饰品和墙上贴的画,但是后面的复杂管道、电线和地面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见),把结果当作原因,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如民主和普选制)来开启工业化。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如下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因此造成很多国家政治不稳、发展停滞和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收入陷阱的根源。

谢谢大家!

作者介绍:

文一,圣路易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助理副行长、中组部海外千人计划专家。

本稿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原创,汤学敏整理,经文一教授修订。


週三 7月 05, 2017 10: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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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创业,好好做生意
沈帅波 2016-09-14

我所理解的创业是一个永不停息的人间战场。它可以使你永远痛并快乐着地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甚至是爱爱的时候,都在思考下个月工资怎么发。为什么永不停息,因为对于一些人而言,事业是毕生的追求,存在感成就感是毕生的追求,或者赚钱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既然你要去触摸蜡烛上最亮的光芒,那你就得受得了疼,别叫,没人让你去摸。

所以我从创业中学到的第一课便是,一切皆有代价。一切。

你选择快速大量融资,那可能会死于对企业失去掌控力,或者死在资本的扭曲中。你选择精耕细作,可能死于上下同行的恶性挤压。选择低门槛进入的行业,那么很快会发现那就是血海。选择所谓的蓝海,99%基本上是前人全死了的死海。选择吹牛逼,那么就得吹下一个牛逼来圆上一个谎言。选择实干,那就得耐得住寂寞。选择抱大腿,就可能站错队。选择低价出货,那就得承受被拖死的可能。

永远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万般皆好的状态和选择,如果有,那就是做梦。

选择任何的发展方向都需要付出代价。真正的战略在于根据自己的资源和优势,去选择战术和作战目标。一切与自身情况不匹配的战略,都是狗屎。

我学到的第二课便是,创业归根结底还是生意。

【创业】到底是什么鬼?为什么很多人说他不是生意,很多人看不起做生意。我也是一直没有想通。以前我是没想过跑来【创业】的,我所想做的是【下海经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做生意好像成为贬义词,非得说成【创业】。一切的创业,最终都是【生意】,无论你是想短期套现,做大了卖掉,或者自己一辈子搞下去。【生意】是底层的元逻辑,不可颠覆,不可忤逆。一个创业者必须直面生意的残酷,理解生意的本质,尊重【生意】的链条和生态,才有机会往下走。想长期走下去,以及能走得下去,便是事业。

单点的生意,基于当下的价差,但价差会变动,所以往往难以形成事业。但有本事也可以把不停做各种单点生意变成你的事业,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当一个生意人选择把一个倒买倒卖的事情变成了长线作战的时候,他就向企业家走出了第一步,走向了事业,此刻便会发现,原来解决二维的事情就可以了,现在多了时间空间人事等更多复杂因素,一下子变成四维了。管理难度成几何倍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当年做点买卖挺好赚的,非得做事业,一做事业感觉都白赚的原因。

这是我学到的第三课,想做事业是需要付出N倍执着和坚忍的力量。别动不动赚了点小钱就觉得自己很牛逼。其实差得很远很远。

企业发展的瓶颈和问题多到难以细数,也就是不存在一刻完美状态。在大公司干的时候,觉得有N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如今觉得有N+1可以改进的地方,但为什么不做,无外乎资源,精力及回报的考虑和限制。往往返回去看一家活了N年的公司的当年的产品,都是觉得像狗屎一样。所以做事业不是做艺术家,不是作一幅完美的画,而是做出持久的生命力,即使他一开始不怎么完美。

所以从旁观者而言,关注一家企业,必须关注5年以上,方知任何的战略都有代价。任何的模式皆有瓶颈。任何的奇迹都是幻象。任何的存在皆为合理。不因一朝一夕之波动,而浮躁。不因一时之困境,而动摇。不因他人之流言,而百念生。方可拨开千丝万缕,找到这家企业真正的成功之道。

今天的报道里说三星因为S7的销量剧增,股价大涨,于是一片赞美。然而一年前无数评论员都在黑三星,正如今天被黑的小米一样。不看五年以上,懂个屁。

所以不懂节奏者,不可操大盘。

那么下一句我想说的就是 无核心壁垒者,无以成大业。

这是我所学到的第四课。

前几年我们都说:互联网是开放透明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创业。后来证明这是假象。大多数流量的走向是封闭的,大多数产品的背后是少数人控制的,表面上最闹腾的一圈人,所分的就是10%不到的市场,基本就是大玩家的炮灰。如果你做的事情所有人都能做,比如美少女直播自己吃饭,那么请问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没有这一些,你赚的也就是辛苦钱和市场行情的钱而已。成就真正的事业,必须要握住一些稀缺资源,比如生产原料,比如配方,比如品牌等等。

创业者最不值钱的感动,就是把自己说得很辛苦,很久不陪家人,不会有人因为你很辛苦给你钱,只会因为你能给他带来钱而给你钱。被你感动的投资人只存在软文里。因为资本不相信眼泪。

在追求核心价值的道路上,会经常冒出N多赚小钱的机会,和所谓的合作机会。如果选择上钩,你所耽误的便是最不可再生的资源:时间。这便是我学到的第五课,永远不要浪费时间。

这也是大量企业正在犯的错误,着急做流水,着急做点什么证明自己。但做的都是一直在赚小钱,但也没什么大用的事情。比如一些融了几千万,但还在卖一些杂七杂八东西的机构,实在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也不能跑出很多利润,也不能为长久带来发展,还要花很多人和资源。

以及,不要整天谈一些虚空的合作。合来合去,你会发现,大家都想空手套白狼。真正有实力的,都是等人来合作的。

不浪费时间还包括了能花钱解决的专业问题,就不要求人情,人情只能用一次。

以及说话别废话,做事别拖沓。

记住:将军赶路,不追小兔。

从创业之后,时间对于你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以前,慢慢来的事情可能就变成必须得今天做完的事情。而深夜这样的时间则变得格外的有存在感。过去,这个点都是在呼呼大睡,现在可能给你睡也睡不着。此刻你面临的是心魔。创业归根结底是在和自己作斗争。这是我学到的第六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胜喜,不为败悲。尤其是文科生,作为一个语文课代表,我过去最擅长的就是抒情写文章。。然而,这些感性因素在创业中,没有什么屌用。你悲,客户也不会选择你。你喜,上帝也不会眷顾你。而情绪往往是最消耗人精力的,别花这力气。有太多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

从前,我以为自己是个孙悟空,什么都可以。后来我觉得自己是一只猪八戒,为太多东西所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或许,我们还是沙僧,一生都用来寻觅打碎的琉璃盏。

[本文作者沈帅波,转载自作者个人公众号进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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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多数创业公司的营销都是失败的?
沈帅波 2016-10-24

我们终究都是时代的过客,某些个瞬间,也曾以为抓住了时代的脉搏,但其实,只是幸运地被时代选中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极尽全力,奋力一搏。其他的便只能看天意。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每一个受过正规营销理论学习的人,心中都有对brand,对system,对value 的执念。这些执念使得他们成为一个个大公司的市场部,广告部,公关部的负责人,并且不断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直到他们进入创业公司(不管是不是互联网,即使是一家小饭店),好像很多东西都崩溃了。

接下来,我会分别阐述自己和亲眼所见的错误,误区和坑,这并不是一篇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章,而是一篇反思性文章。

大多数大公司营销人擅长的是阵地战,军团战,只有有了足够的枪、粮食、根据地才可以将一套复杂的,持续的,需要大规模协同的营销战略推行下去。如果没有,请打游击战,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挂弦。在0的阶段,一切逼格都是狗屎,因为你一无所有。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公司的立锥之地。一个朋友,在一个大型鸡排连锁工作了五年。从全国门店数量来说,目前是全国第一。她说,开第一家店的时候,三个创始人借钱去租了兰博基尼,法拉利送货,半夜偷偷地在附近三公里的所有垃圾桶上,贴上带有他们logo及地址的环保标语贴纸。没有这个基础,后面一切的什么加盟制,跨界合作,代言等等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每一个创业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创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创业是暴动。是一个公司推翻一个公司的暴力的行动。是一个公司抢夺一块市场的暴力的行动。

以上这段话改编自毛主席语录,我认为是十分贴切的。你要认识到过去你从事的营销工作的一切经验,即使高屋建瓴,在此刻也不能任由你胡思乱想,要先打好游击战。这是一切的基础。不要觉得low,世界上没有low的生意,只有失败和不赚钱的生意。不要觉得没有创意,创意很重要,但是首先得有效。克制自己泛滥的好大喜功,浮夸炫目才能触碰到Marketing的金线。

一切可再生资源都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一切不可再生资源都是必须格外珍惜的。比如:时间。创业公司的营销计划必须快速上马,快速验证,过程中调整。这里面耽误不起的是时间,可能错过一个月,还不如提早结业吧。营销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的意义是,缩短品牌传播的周期,加快传播的速度,和时间赛跑,跑赢对手。所以一切耽误时间的非核心事情都可以先省去,后面再补。王品牛排起初聚焦在一线城市,一个中原二线城市的老板看到了这个商机,迅速在武汉等城市开店,使得当地很多人以为这才是正宗的全熟牛排。这就是抢时间的力量。当然这个案例有山寨的嫌疑。一定要节省时间,省去不必要的所谓头脑风暴,下一线,抓本质。时间是个神奇的东西,如果那一年北京没有下三场雪,使得京城打不到车,或许不会那么快养成滴滴这只巨兽,或许江湖格局不是如此。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节省消费者读懂我们的时间。如果一句广告,三秒读不懂,那就是失败的。如今每一个人都像皇帝,捧着手机批阅奏章,三秒抓不住,那么错过的就是永恒。所以传统营销模型里的细水长流,循循善诱,并不适合初期的你了。等有了一定知名度,或许消费者还能仔细来看看你这次有什么梗在里面。一定要认清自己所处的阶段。

今年有大量分析宝洁,联合利华如何跌落神坛的文章,说得都很有道理。但本质其实就是一点,快消品生意归根结底都要看人口结构。如果产品和营销策略跟不上人口结构变化,那么就会被淘汰。其实德鲁克曾经在公司的本质中总结过。营销人一定要拔高格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说的就是这个。在错误的时候,向错误的人用正确的方法推销产品,那他也是不会成功的。要记住,Marketing是生意的一个环节,不是所有。

每个行当的内在规则和本质是不一样的,正如,大多数广告公司挂掉是因为账期,大多数挂掉的房产公司也是因为杠杆太大,资金链崩了。大多数所谓平台挂掉是因为并不具有高频复购的特性。饮料公司一年绝大多数销售额发生在夏季,茶叶公司得看政策风向,还要看今年老天爷有没有给点活路。水果公司一周卖不出去,那就烂在库房里了。表面上,营销是一样的,其实背后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特征,来制定方案。一切成立的战略,归根结底是结合了自身条件而制定的。假设以前你卖化妆品很成功,如今来卖钢材,那么首先得跳出过去的思考路径,重新了解客户以及现在的生意内在本质,而不是套用过去的经验。

经验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经验是枷锁,锁死了你的眼界和思维纵深度。分享一个我努力跳出既有框架的经验,那就是感觉已经脑力透支的时候,我就去体验一个新的服务,去一个新的地方。体验和阅历都是靠钱堆出来的,钢琴家,画家,书法家,全是用钱堆出来的。为了了解高端邮轮公司整个的赚钱方式,我去了邮轮上所有的收费场所,作为一个消费者去交流体验,即使被宰也觉得无所谓。我记住了他们的所有的话术,发现确实很有道理,比路边门店的话术高超了十个商场专卖店。为什么很多人去了创业公司做营销,水土不服,是因为他们走不出过去的经验,又没有去补充新的知识。

健身教练告诉我:看一个人的运动水平,主要看他的节奏感。营销也是这样,一个创业公司,很难在短短的几年内,做成百年老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百年老店如今要做的是维护老客户,防止品牌老化。创业公司的营销要做的还只是知晓度和销售额,下载量这一些东西。不要企图一个方案,把什么都包含了,那个完美的方案只存在于PPT上,一次达成一件目标,你就是高手了。想一箭三雕,那个可遇不可求。一定要有节奏感,什么时间点上该做什么,什么用户基数上该玩什么,什么行业格局下,该宣传什么。一个饮料公司营销负责人跑过来找我就说:要咋地咋地,三年内成为中国的可口可乐,其实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乐的成功,还有时间的力量在,这么多年的习惯在。如果你能在三年培育出几万个忠实成瘾的爱好者,就是巨大的成功了。

营销已经彻底走出了单纯的创意和感性层面,但绝对不能缺失感性和创意。在此基础上,必须与数字,数据相融合,(不是以往的那些cookies和所谓大数据)不拘泥于咬文嚼字,大胆创想,果断地去拥抱变化,深度挖掘数字里的内在价值,去寻找到真正的消费者。单纯的感性人才已经不再是广告人的主角,理性,感性与品味必须共存了。举个例子,携程目前有3亿注册用户,客户的平均年消费金额高达15000元。对于他而言,出行本身是商旅的刚性需求,在出行的方方面面如何去提高成单量是非常重要的,此处单纯的依靠文案,视频等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采用了更多的技术,比如通过APP记录你的地理位置,常驻上海的你,突然出现在了西湖,那么你就会收到一条短信,赠送给你附近酒店的优惠券。如果你通过APP查询了明天到北京的机票,但是没有下单,之后亦会有短信通知你有机票酒店,候机室优惠券等。类似于“in"这样的图片社交软件,通过对海量用户上传的图片的分析,再去与品牌主结合,他们称之为”UGCcenter“项目,已经脱离了过去单纯的硬广模式。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创业公司营销失败的原因,他们要么过分注重感性,要么过分注重技术,其实两者要结合,缺一不可。

我们终究都是时代的过客,某些个瞬间,也曾以为抓住了时代的脉搏,但其实,只是幸运地被时代选中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极尽全力,奋力一搏。其他的便只能看天意。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实并没有成功的营销人,只是时代给了你我机会而已。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本文授权转自进击波(ID: jinbubo),作者沈帅波。]


週三 7月 05, 2017 11: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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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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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Re: 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关于生意/经济的文章
这些文章都比较偏向于技术方面来阐述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
其实企业家个人性格、个人价值观对企业也有者很大的影响
我看过一些文章 不过目前找不到了 找到了再贴过来!


週四 7月 13, 2017 9: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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